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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,哪些人活得最抑郁?|各色研究所

人们更容易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,这个社会对于抑郁症的很多误解,都是因此而来。


在中国,哪些人活得最抑郁?|各色研究所

误解一:青少年更容易得抑郁症


每当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因抑郁而离开这个世界,都会感到惋惜。悲痛感会使记忆在脑海中烙印得更加深刻。通过记忆的筛选,我们看到更多罹患抑郁症的年轻人。


年轻人的情绪不稳定,更自我中心,对挫折抵抗力差,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。很多国外研究也显示,青少年阶段是抑郁症发病的高峰时期。


但在中国,抑郁症是不折不扣的“中老年疾病”。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2004-2005年度调查数据显示,40岁以上的人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。广西省2007年的调查显示,55-65岁和75岁以上是抑郁症发病率的两个高峰。湖南的流行病调查数据显示,35岁以上各个年龄组抑郁症的发病率都较年轻人有明显提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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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,济南市历城区一八旬老人患抑郁跳井轻生。(图片来源:网易)


 “想不开了”、“活腻歪了”的中老年人比比皆是,抑郁已经成为他们处世哲学的一部分,没人觉得他们有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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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解二: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差不多


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证明,女性更容易抑郁。但总有人谨慎地提出:是不是男性有抑郁症更难被诊断出来?是不是男性更难发现自己的抑郁症状?是不是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过于女性化?


但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证据可以推翻这一结论。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数字:女性的患病风险至少是男性的两倍以上。从青春期开始,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就远远把男性甩在后面。这个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,会越来越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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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一疑患抑郁症女性携子轻生被消防人员阻止。(图片来源:网易)


男性和女性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,但是男性更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饮酒,赌博,吸毒,不是抑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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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解三:都市的喧嚣让人抑郁


有人认为,随着社会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精神信仰,这是抑郁症的真正根源。只有放下物质追求,远离工作压力大,生活节奏快,自然环境恶化的都市,人们的身体和心灵才能恢复活力。


这种观点也有例证,在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,抗抑郁药已经成为各年龄段人群生活中第三大常用药品,在18-44岁人群中则是最常用药品。


很多年轻人选择“逃离北上广”。于是,处地偏僻的大理、丽江、拉萨、墨脱成为了都市青年的回炉基地和精神再造中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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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……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”已经成为了都市青年的疗伤圣经。(图片来源:电影剧照)


不过,如果真正地离开城市,Ta们将看到并不美好的田园生活:在中国,农村才是抑郁症的高发地。


在1999年国家的健康普查中,抑郁症在乡村地区发病率要显著高于城市人口1个百分点(乡村6.1%,城市5.2%)。2009年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、甘肃、山东、浙江四省的心理健康状况,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城市的1.4倍。中南大学在湖南浏阳市开展的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,农业劳动者的抑郁症患病率是其他职业人群的接近2倍。广西、广东、浙江、山东等地的调查中也得到类似的结论。


事实上,想要真正搞清楚,在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抑郁,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90%以上的农村抑郁症患者首次就诊都是在县乡镇卫生院的非精神专科。能够成功检出抑郁症的只有不到20%。


在湖南浏阳调查的295例抑郁症患者中,只有5例就诊过精神科,其中正确诊断为抑郁症并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有3例。有255例患者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,他们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数。


这些来自贫困落后地区的抑郁症患者,可能根本不知道抗抑郁药为何物,只能靠着残存的求生信念撞大运。有1/5的患者曾经找过巫医神汉画符,求神水,驱除魔怔;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求神拜佛。研究发现,有过更多迷信求助行为的患者,更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救治。因为病急乱投医,总有可能蒙到对的。要是连佛也不拜,那就真的是坐以待毙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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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和孩子,我也许早就去死了。”身患抑郁的李铭(化名)常用这句话表达对孩子的爱。(图片来源:新浪)


为什么这些朴实的人,远离了城市的喧嚣,呼吸着纯净的空气,吃着自己种的粮食,每天拥有大量的户外时间,却依然不能摆脱抑郁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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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


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凯博文教授(Arthur Kleinman)是文革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学者。他的研究笔记后来整理成书,题目为《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:现代中国的抑郁、神经衰弱和病痛》。


书中提到,“对于抑郁症来讲,还有更宏观的决定因素,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导致了绝望、去道德化、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”。30多年过去了,这句话依然是对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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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博文还认为:权力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平等,将特定的人群暴露在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。


老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,又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;女性在婚姻、职场中遭受更多的暴力和歧视;穷苦的人因为生计困难滋生出更多的无助和绝望感。


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,高收入的抑郁症患者,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关注。人们想当然的把这种病症视作“富贵病”,“时髦病”。事实上,抑郁症是身处弱势地位的人最后的呐喊。


有研究表明,亲友冲突和经济困难是造成老年人抑郁的两大重要因素,而很多亲友冲突也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。亲友冲突对老年人来讲是双重打击,不仅意味着糟糕的情绪体验,还伴随着社会资源的丧失:老年人很少主动发起新的社交关系。生病、接济子女、物价的不断上涨都在加剧着老年人的生活压力,但缺乏额外经济来源,信息滞后的他们只能手足无措的面对一切。


家庭暴力和婚姻中的压力,是女性面临的重要刺激源。四川华西医院开展的研究发现,有30%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中遭受过家庭暴力,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患上抑郁症的风险,是没有遭受过家庭暴力女性的2-3倍。在山东省的自杀人群统计当中,男性自杀者未婚人数更多,但是女性自杀者已婚的是未婚的两倍以上。除了家庭影响之外,社会对女性年龄、美貌和身材的过分要求,也会造成女性的无助、无望感。


困扰中国乡村的主要是无知和贫穷。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费立鹏医生使用1995-1999年的人口学数据,估计中国自杀率的农村城市比例为3.27。85%的自杀者生活在农村和乡镇,28%的自杀者从来没有上过学。在辽宁和山东等地农村的研究中都发现,受教育程度低是导致抑郁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。河北省的流行病调查结果,家庭收入0-5000元的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5000-10000元人群的3倍以上。在青岛市,收入最低的17%的人群,抑郁症患病风险是收入最高人群的将近10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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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知和贫穷是抑郁症的帮凶


目前科学界普遍认可抑郁症的“生理-心理-社会模型”。对于这个模型,可以这样理解:遗传造了枪,环境上了膛,负性生活事件负责扣下扳机。


一个人天生具有一定的是否容易患抑郁症的遗传倾向;这种遗传倾向在高危的成长环境中,会形成抑郁症的心理易感性;心理易感性高的个体,暴露在生活中重大的压力、刺激之下,抑郁症就可能随时爆发。


在所有的成长环境中,没有完整的接受教育是最糟糕的成长环境;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中,贫穷是最持久的负性生活事件(目前来看,刺激量最大的负性生活事件应该是离异/分居,这一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婚姻稳定人群的5倍以上)。


加拿大的研究发现,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抑郁症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.9倍,财务困难的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普通人的1.7倍。2009年盖洛普在美国的调查结果,年收入少于2.4万美金的人群抑郁症比例是年收入6万以上人群的2倍。欧盟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较低大概会提高20%-40%的抑郁症患病可能。


教育和收入原本就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。农村教育行动计划(REAP)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就学生入学问题开展了8次大规模的调查,追踪了近2.5万个学生。结果显示,2013年,贫困农村地区37%的人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。而城市学生基本超过90%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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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AP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、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、西北大学社会经济发展(西安)发起的一个旨在改善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与教育现状的科学团队。


父母的收入、社会地位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够付出的教育投入,而子女所接受到的教育水平,和他的能力、技能以及社会网络相关,又会在未来影响到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。


受过教育的人,在面对压力和抑郁时,有更多的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,他们更了解如何求助,帮助自己走出困境。针对贫困大学生的研究发现,即使面对同样的学业、同伴压力,贫困者主观感受到的压力感也更强。


既没有应对资源,又需要承受更大压力的穷人,天性中的乐观坚韧是他们对抗抑郁最大的力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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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里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”


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成都,这些大城市的抑郁症患者是幸运的,他们可以去大医院精神专科进行诊断,及时接受治疗。他们的收入也能够负担的起一定的治疗费用。这些城市可能并不是全国抑郁症患者最多的地方,但是它们消耗了全国数量最多的抗抑郁药。


在中国,抑郁症治疗主要依赖洋药。销售额最高的是帕罗西汀,2013年,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的“赛乐特”霸占了这类药物82.5%的市场份额,处于绝对领先地位。而另一常用药舍曲林则有88.7%的市场份额被全球最大的药品制造商辉瑞制药收入囊中。


即使选用最便宜的抗抑郁药物,一天1粒,也需要10元钱的开销,如果连续用药一年(抑郁症用药需要坚持服用1-2年),需要花费3600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,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10000元左右,单单用药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


当然,药物远远无法体现抑郁症的昂贵。医疗支出只是抑郁症患者支出的一小部分。重度的抑郁症患者根本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收入,还需要有专人的陪护照料。复旦大学的调查发现,上海市的抑郁症患者年经济负担占其家庭总收入的40%-50%。


对于很多农村的家庭而言,少了一个劳动力,多了一个吃白饭的,这样的家庭将会很快被经济压力拖垮。然而人们通常不愿意去接济一个抑郁症患者,因为“TA明明可以干活的”,“要说有病,一定就是懒病。经济压力会增加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感和愧疚感,让他们更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
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教授在大连庄河农村进行了十几年的自杀研究,结论让人揪心:“中国大部分自杀者都不想死,好死不如赖活着,自杀往往是被动的,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。中国农民要面对很多难以抗拒的社会问题,土地流转、房屋拆迁、移民、夫妻感情……一旦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,他们往往会以自杀和压抑来抗争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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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,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燕舞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。当问到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时,得到最多的回答是:“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。”(图片来源:网络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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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郁症的遗传因素


抑郁症受先天的影响约为50%。天生的抑郁倾向与很多神经递质的代谢过程有关。


BDNF基因编码一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,可以帮助神经元的生长和修复,rs6265基因携带T的个体对抑郁有更好的抵抗能力。


“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”轴(HPA轴)的激素分泌,与人们对于压力的反应有关,长时间过激的压力反应可能会导致抑郁。CRHR1基因编码肾上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受体,FKBP5基因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有关,这两个基因都与会影响到HPA轴的活动。CRHR1基因rs110402位点携带G型,FKBP5基因rs1360780位点携带T型的个体,如果遇到糟糕的环境,会有更高的抑郁风险。


抑郁症患者通常5-羟色胺(5-HT)神经系统活动低下,5-HT再回收抑制剂是一种常用的抑郁药物,可以增加突触间5-HT的活动。5HTR1A基因编码5-HT的一种受体,TPH2基因编码5-HT合成过程中的一种限速酶,这两个基因都会影响到这种神经递质的活动。5HTR1A基因rs6295位点携带C的个体,TPH2基因rs7305115位点携带G的个体,有更高的患抑郁症风险。


多巴胺系统的活动也与抑郁症有关,SLC6A3基因控制一种多巴胺转运体的编码,rs40184位点携带T基因的人更有可能抑郁。COMT基因会影响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降解过程,rs4680位点携带G的个体更易抑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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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色用户抑郁基因检测结果分布。


抑郁症是一种典型的先天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疾病。即使先天存在一定的抑郁风险,如果能有一个顺利幸福的成长环境,也会大大降低患病的几率。同样的,人们也乐于听到那些出身贫苦,靠天生乐观和坚韧完成“逆袭”的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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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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